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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_comm_tank:essay014

以下文本来自于《文化研究的未来》,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第一章 文化研究的核心 19页

[…] 我想尝试着对文化研究做一个一般性的界定,以尽可能地详释文化研究某些“核心”性的因素。这一“核心”不仅从属于文化研究本身,而且至少 是可以激发对文化研究持有高度热情的源泉。为此,我要讲述两个故事:第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传性质,它源于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S)求学之时的经历,我要对当时对文化研究所持有的希冀进行回顾。第二个故事是要描述文化研究这项课题作为一种创造知识的努力,是基于对激进语境的承诺,以及政治参与社会转型的可能性。2)然后,我会尝试对语境的类型进行概念化,辨析在文化研究中作为语境的特定理解的情境。最后,我将简要揭示出不同的文化研究结构是对不同情境命题的反应。

探秘“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1968年,由于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和糟糕的政治环境,我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S)进修,当时在许多偶然性的事件和诸多明 确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之与其他人一样,都认为当时的这些斗争和变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有时 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充满神话色彩的“60年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可以标示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它们交织在繁复的政治斗争(如黑人权力运动 反越战运动、反政府和反资本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反殖民运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和文化变革(如不仅出现了青年文化和大众媒体文化的扩张,而且有建立在新唯心论、毒品等之上的多元的亚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等)中。

那些在大学里的人,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均认为越战以及与之相关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不远的未来,于我而言,还直接导致了我决定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去进修。说实话,我当初并不知道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从未听说过理查德·霍特和斯图亚特·霍尔(他们外别是中心创始主任和主任助理)。

我对(哲学层面上的) “社会生活”的理念和流行符号产生了兴趣,对流行音乐一方面如何连接政治和民众,另一方面又为何如同日后在运动(The Movement)中的多样化的政治和文化形式为人们所熟知抱有持久的热情。我完全不知道文化研究中心是做什么的-我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导师确信我住在那里会变得理性。幸运的是,文化研究中心里的(这些)大多数人对那里的工作同样不了解。重复一句常用的名言[我想最早出自安吉拉·麦克罗比(McRobbie, 1994: 48)],我们都熟知的:让我们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虽然那时开展文化研究是充满矛盾的,且充斥着争议 ,但对我而言,又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文化研究中心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空间,在这里我日渐开启了我的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活。

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是对战后英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如移民、美国文化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消失”、新的国际关系等)呈现出的社会和文化的 巨大变化作出的回应。从一种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作为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反应,一方面是在社会变革的进程加快和文化变迁影响的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将纷乱的世界引入学术的范畴,另一方面学术机构和实践形式也面临着变革和挑战,即要求重新审视学术最起码的一部分功能。

我本想在文化研究中心尽可能地待较长的一段时间,但却未能姐愿。因为在这时,我接触到瑞士无政府主义戏剧公社,并对它所倡导的反主流文化 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毫无疑问,我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短暂停留,于我而言,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我从文化研究中心获得的不是文化研究中心在其历史中对某些特定理论范畴做出的毫无价值的界定.也不是我在文化研究中心、遗留的一些特定问题(正如我将要讨论的),这些问题关乎不同的时代和群体,相反,我得到的是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即文化研究是对当下学术研究实践面临的失语和所受的批评作出的反应,是迥异于传统研究的另一种尝试。

霍加特创办文化研究中心时,意识到它特有的视野,即文化(不仅指文学艺术,更是广义理解层面的表现性文化)是可用的,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它 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知识,而这种知识凭借其他路径无法获得。霍加特(Hoggart, 1969, 1970)所言及的这类知识在不同的时代被描述为诗意的、隐喻的、主观的。这是一种拥有特权方可获得的知识,也就是威廉斯(Williams, 1961)所称之的“情感结构”。获取知识要求通过细致的“文化批评分析”来研读“纸页上的文字”,在对文字的翻页换行中,得到一种不同的价值判断,而这就是霍加特所称的“读出味道” (是交织着心理学、文化学、美学意义的复合体)和“读出价值”。“读出价值”,旨在揭示作品中的复杂意义,这些意义呈现、反映或蕴藏于作品中。更为重要的是,霍加特认为,一些文学批评方法能够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人类活动的阐释,而这是传统文学批评所不能想象的,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霍加特试图将对高雅文化的分析扩展至工人阶级文化, 流行文化、媒体文化,这些文化正越来越占据现代西方社会的中心。

这种文学批评实践作为每周一次的研讨班的主题,构成了文化研究中心的常规性活动。霍加特(或者是中心的另一位研究者或访问学者)提出,这 种供学员实践的分析活动每周一次,范文首先从摘录并复印一些文本中的部段落开始,然后逐渐进入高雅文学作品领域,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将这种 分析实践活动拓展至通俗文学,甚至是大众媒体。尽管一开始这些作品是指定的,但一年之后,我们拿到的作品都是未经任何人指派的,也没有要求须指明它们应源自何处。我们有时比较短文,进而认真细致地作出判断哪篇短文归属“高雅文学”,哪篇归属通俗文学,哪篇归属大众媒体。研讨班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训练“读出味道”与“读出价值”的技能。

其他研讨班如下: (1)阅读研讨班,还有稍晚一点的理论研讨班,这一研讨班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指导下研读了非常广泛的文本,包括社会人类学、 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等的。在这个研讨班上参与者探索的是如何尽最大的可能遵照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将这一研究理论化,而这也正是雷蒙·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所提倡的。(2)研究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每人提出一个他们自己的研究项目,进而提出一个与众人协作的研究项目。众人协作的研究项目要围绕特定的文本, “治愈婚姻“. 在那个时候的实践与研究中,研讨班的参与者试图明晰什么是文化研究,做文化研究意味着什么:究竟是通过社会理解文化,还是通过文化理解社会?也正是在那时,参与者们努力接受文化研究所一再要求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这一要求在威廉斯(Williams, 1961: 63)对文化研究所作的界定中亦有体现,即文化研究是对“整体的生活方式要素关系的研究”。文化研究“试图发现这些具有复杂关系的社会组织的本质”。

但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批评实践(如文本的阅读价值),而是更高层面的因素,这就是由霍加特和霍尔所开创的文化研究计划,霍加特(Hog gart, 1969: 18)指出,文本什么都不是,正如他后来在文化研究中心所坚持的那样,文化研究并不关心人们如何处理文本,而是关注“这种关系是什么 这种关系源自复杂文本与具有丰富生活经验且能成为文本接受者的个人之间“。对于霍加特而言,文化给予我们可以体现的生活知识、生活的复杂性、完整的生命体验,或如奥登(霍加特喜欢引用的)所说的“真实世界是由宗教和马群构成的”。文化给我们以生活的质感,且随着自身发展将我们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和道德语境中,并告诉我们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感受。

当然,这些计划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这些条件包括:(1)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仅处于物理空间的边缘(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是校园非常边缘处的一座圆拱屋),其研究工作也处在当时领域的边缘。毕竟,霍加特以奧登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识字的用途》 (1957)的作者身份 受聘于伯明翰大学;虽然大学的英语系同意他的条件,即创办研究中心,但却拒绝为他提供任何支持。

(2)当时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政治矛盾充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3)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研究理念上坚持积极的多样性,却又处于近乎无秩序状态,对多样性的坚持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贯的特色,它”为自 赢得的多样性“ (克拉克曾对我说的)特色却也使得历史中的那些学科黯然失色。

(4)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都是一些不守常规的研究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非住校生,这些人都有工作且居住在别处。他们中的所有人几乎 都存在着不合常规的人生背景,怀揣着被传统(至少在英语高等教育方面)视为异类的学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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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_comm_tank/essay014.txt · 最后更改: 2018/09/17 16:56 由 rogerlan